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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景欽

關於陳前總統所涉及的二次金改案，經台北地院審理後，所有被告皆判決無罪，相對於陳前總統之前龍潭購地案的第一審判決，卻遭台北地院的另一合議庭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，如此相類似的案件，卻有如此天差地別的結果，而如此兩異的判決，剛好就是在國務機要費案中，造成台北地院分案爭議的兩個合議庭所為，這必然會使已經備受質疑的法官中立性，再次受質疑，並注定了司法判決陷入政治漩渦的宿命中。

在我國，關於貪污罪的處罰類型不僅繁多，且採取重罪重罰的政策，惟貪污防制的效果，卻總讓人質疑，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，正在於貪污罪的定罪率，在我國一向不高。從檢方所起訴的貪污案件，到最後為有罪判決確定者，其比率僅在五成上下徘徊，若與鄰近的日本定罪率高達九成五以上相比，實在不高。而貪污罪的定罪率之所以如此之低，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，即是難於證明，以受賄罪為例，其證明的困難，在於賄賂行為的隱密性，即便是交付行為，亦難於蒐集證據，更遑論行求或期約行為。而由於利益收受包括有形與無形，且由於國際村的形成，行賄者可能會將不法利益以海外匯入方式處理，此更難以偵查。

即便能克服上述障礙，卻又得面臨對價性證明的困難，如在某些行賄的例子裡，可能在未有任何事件發生時，即以灑網的方式，於平時向公務員餽贈禮品、金錢等利益，則當案件發生時，公務員必會幫忙，此時欲證明所謂對價性，實屬困難。又在某些工程招標的場合，位居高層的首長或議員在收受廠商利益後為關說，但由於招標工程非其主管事項，因此不能僅因其位居高位，即認為有對價性，在基於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下，法院應為無罪判決，其所收受的利益即可能因此被認定是政治獻金。如此的結果，不僅與一般民眾的意識有落差，更使貪污防制出現漏洞。

而這種對價性證明與認定的困難，也必然會造成相類似案件，卻有天差地別的結果。如以陳前總統所涉及的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為例，其所涉及的，都是被告收受私人利益為相關案件的關說，而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職務上行為的受賄罪。惟關於職務上的行為，如何界定，法條並不明確，且對於職務行為與收受利益間的所謂對價性認定，更屬困難。

在龍潭購地案中，第一審法院判處陳前總統犯罪重刑的理由，似乎很簡單，即認為以總統的高度，在無事不能管下，自然也有權力與能力去決定任何事，所以當然屬於其職務行為，其收受的利益自然有對價性。惟如此的說法，忽略了法治國家所必然出現的分層負責、相互制衡的行政體系，僅以「想當然爾」的常理為判斷，不僅粗糙，也有違無罪推定。而就二次金改案的判決而言，雖以憲法理論，來為關說事項非屬總統職權，而認為無對價性的論據，卻未進一步查明，總統是否以其權力高位，來迫使下級公務員就範，而為有利於特定人的決策事實，不僅過於抽象，更有違證據裁判原則。

司法審判，不應是信者恆信、不信者恆不信的結果，也非在展現法官法律或歷史學養的處所，更非法官道德說教或感性演出之所在，而是心平如水般，只根據法律與證據為審判，看似冷酷，卻是司法公正性得以建立的基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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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）